资料图

哈民史前聚落遗址（以下简称哈民遗址）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距通辽市区北部约50公里。

2012年4月13日，哈民史前聚落遗址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4年被列入“第五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获评内蒙古自治区“首批十大考古遗址公园”称号。2019年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批准为3A级旅游景区。

笔者在哈民遗址被发现及初期发掘过程期间，主管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博工作，是该遗址发现和初期发掘过程的主要亲历者之一，亲眼目睹了哈民遗址在抢救性初期发掘的过程，真的让人难以忘怀。

考古人员清理探方

遗址的发现

2010年4月19日，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广播电视局及文物管理所先后接到时任通辽市文化局副局长马壮志的电话，马壮志在电话中称接到基层举报电话，在舍伯吐镇哈民艾勒嘎查境内有一群不法分子在盗掘古遗址。接到电话之后，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管理所所长吴相宝、党支部书记温景山、所员张哈斯、白格日乐吐、董哲等5人立即赶到笔者办公室，汇报了不法分子盗掘舍伯吐镇哈民古遗址的相关情况。听取汇报后，笔者立即做出了保护古遗址的应急方案：第一，笔者率领旗文物管理所人员立即赶赴现场保护被盗掘的古遗址；第二，立即向遗址所辖舍伯吐公安派出所报案，并希望派出所公安干警到现场；第三，文物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就古遗址的被盗情况向通辽市文化局文物科和市文物稽查大队汇报；第四，旗文物所会同通辽市文化局文物科将哈民古遗址被盗情况向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以电话及书面形式报告，请求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对古遗址实施抢救性发掘。

于是笔者与文物所所长吴相宝一行6人立即驱车赶赴盗掘遗址现场，配合舍伯吐公安派出所干警对被盗古遗址实施保护。当笔者一行赶到被盗掘的古遗址时，那些盗掘古遗址的不法分子已逃离事发现场。当时，事发现场被盗挖的土坑有几十处，土坑周边散落着被遗弃的破碎陶片，可谓一片狼藉，遗址面目全非，看到此情后让人感到心痛。

作者（左一）在考古现场

由于公安干警和文物所工作人员向附近村屯的群众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法，事后公安干警追缴了一部分被盗掘的文物，还有一些群众自愿将非法得到的文物交还给公安干警。这些文物均出自哈民遗址，其中有石斧、石磨棒、石磨盘和相对较完整的陶罐及陶片。事后笔者与文物所所长吴相宝等人驱车到舍伯吐镇公安派出所，取回被派出所追缴的石斧、石磨盘等20多件哈民文物。

遗址的发掘

2010年4月27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吉平一行抵达被盗掘的哈民古遗址进行实地详细考察。在查看了古遗址的地形地貌和被盗掘的部分石器陶器后，初步确定该古遗址为新石器时期古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考古学术研究价值。于是副所长吉平当场决定，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对该遗址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现场总指挥为吉平研究员。

哈民遗址位于舍伯吐镇哈门艾勒嘎查东北3.5公里处，遗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属半沙化草甸区域。所处地域为大兴安岭东南边缘，西辽河北部，属松辽平原向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

2010年5月11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对哈民遗址正式实施抢救性发掘。参加考古发掘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成员有：副所长研究员吉平、李树国、姜岩等。抢救性考古发掘一开始，便对第一处探方（原哈民遗址工作站北侧）进行发掘，其次对第二处探方（原哈民遗址工作站东50米处）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哈民陶猪

截止到9月中旬，2010年度第一次考古发掘结束。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面积达到1750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址14座、墓葬3座，出土麻点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文物共400余件。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8月上旬加入联合考古抢救性考古发掘行列。其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陈全永教授带领数名考古研究生参与考古发掘。

经过考古队员的辛勤努力，2010年至2014年先后5次抢救性发掘，探明遗址面积17万平方米，发掘面积达到8200余平方米，发掘清理房址81座、灰坑61座、墓葬14座、环壕2条、动物骨骼25857件，出土珍贵文物玉器、麻点纹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2000多件。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内还出土了“东北地区最美陶猪”。

遗址配套工程建设

在遗址发掘前，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吉平研究员与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管理所做出明确分工，此次考古发掘在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下进行。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遗址考古抢救性发掘为主，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管理所负责遗址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及遗址保护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的联络、施工、管理等项工作。

为确保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考古发掘前的相关准备工作相继展开。为解决野外考古队员的食宿问题，科尔沁左翼中旗文物管理所所长吴相宝从科尔沁左翼中旗武装部和民政局借来两顶帐篷，又从通辽市区买来两顶帐篷，将这4顶帐篷临时搭建在野外考古发掘现场，用于考古队员的住宿及出土文物储藏之用。

为了解决考古队临时吃水问题，文物管理所从舍伯吐镇请来打井队，打了1眼12米深的2寸手压钢管井。吴相宝、温景山还从自家拿来了煤气罐和锅、碗、筷等生活用品，张哈斯、白格日乐吐平均每周都从与考古遗址相邻的腰林毛都镇集贸市场买来米、面、油、菜等生活用品，解决了考古队员吃的问题。当时文物管理所的资金非常紧张，面对此情，所长吴相宝拿出自己的工资购买一些考古队员所需的生活物品，有时还采取赊欠的方式以解决购买生活用品等问题。

在考古发掘初期，因为当时正值5月初，天气还比较冷，再加上当时野外没有电，考古队员晚上只能靠点蜡烛照亮，在帐篷外点篝火取暖，非常辛苦。为了让考古队员按时吃上简单可口的饭菜，温景山、董哲两位同志每天到遗址边的树林里捡拾干树枝来烧火做饭。除了给考古队员烧火做饭之外，温景山、董哲还负责考古遗址现场的保卫工作，每天晚上实行不定时的巡逻，以防不法分子的破坏和再次非法盗掘。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进入6月份之后，吉平所长看到考古发掘队员们野外生活非常辛苦，便责成旗文物所所长吴相宝在哈民艾勒嘎查村内租借一处生活办公用房。经过与嘎查党支部书记鲍金松数次协调后，考古队就暂时租借鲍金松书记家的俩间瓦房作为考古队生活办公临时用房。

为了保护考古遗址的安全，旗文物管理所温景山、董哲两人仍居住在遗址临时搭起的帐篷内，从初春到初冬，即从5月11日到11月9日撤离，温景山、董哲在野外考古现场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共住了175天之久。尤其董哲同志更为辛苦，在175天的时间里，只是因换洗衣服才回家两次，一般情况下他所穿衣服均是文物所人员从保康他的家里取回带给他的。在考古发掘现场，董哲曾经感冒两次，但是为了给考古队员们做好饭菜，他只是吃了一些感冒通药片，始终带病坚持工作，没有离开工作岗位。2010年11月初，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旗长宝凤山在亲临考古发掘现场检查指导工作时，在现场命令董哲撤回保康，而后董哲才撤回保康。

为了及时掌握考古发掘的相关情况，解决考古队员的后勤生活所需问题，圆满完成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承担的应该完成的任务，自2010年4月至11月哈民遗址初期抢救性发掘期间，笔者到哈民遗址下乡办公次数达27次之多。

随着考古发掘工程的进一步深入，时任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广播电视局长蔡云龙和笔者不定期地向时任旗委书记郭建伟、旗政府旗长宝凤山、旗委常委宣传部长徐长春、旗政府副旗长谭凤霞等领导及时汇报考古发掘工作和配套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

2010年8月上旬，时任中共科尔沁左翼中旗委书记郭建伟、旗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孙福全到哈民遗址检查指导工作。在考古发掘现场听取了蔡云龙局长和笔者的工作汇报后，立即指示由旗文广局拿出哈民遗址架设高压电线、打井、筹建哈民遗址仿古工作站及埋设保护遗址区域网围栏的规划施工方案。现场决定由旗农电局负责架设高压电线；由旗农牧业局负责埋设保护遗址区域的网围栏；由旗文广局负责打井和建设哈民遗址工作站工程建设。

9月上旬，笔者陪同时任通辽市文化局副局长马壮志、通辽市文物科长刘伟臣到哈民遗址看望考古队员，并在现场召开会议，以解决在考古发掘中存在的问题。

哈民古房址

11月初，时任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旗长宝凤山到哈民遗址检查指导工作，笔者就哈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哈民遗址工作站建设、架设高压线和埋设遗址保护网围栏等情况详细向宝凤山旗长作了汇报。

按照旗委、旗政府就哈民遗址配套工程建设的要求，经过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哈民遗址工作站、打井、架设高压线和埋设网围栏等配套工程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新建的哈民遗址工作站为仿古式建筑，该工程由科左中旗建筑设计院设计，浙江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工程建筑面积为144平方米。2010年8月下旬动工兴建，10月末主体完工，2011年6月上旬完工并交付使用。架设高压线工程由旗花吐古拉变电所设计施工，线路总长3500米，安装50型变压器一台，工程于2010年8月上旬施工，中旬完工并交付使用。埋设保护遗址网围栏工程由旗农牧业局设计投资，旗文物管理所施工，网围遗址区域分为两大块，网围面积达17万平方米，工程8月上旬动工，8月下旬完工并交付使用。

第一次考古发掘时的A区B区

笔者在2010年下乡哈民遗址期间，目睹了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第一处发掘探方（A区）和第二处发掘探方（B区）的一部分考古发掘过程。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这两处探方情况来看，该考古地域主要以黄色沙地为主，遗址掩埋在1米左右的黄色沙层之下，其沙层地表上面有人工栽植南北走向的杨树林带，个别地方还生长着本地的榆树。在抢救性发掘初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主要将发掘重点放在没有林木生长区域及非法盗掘最为严重的地带。

第一处考古发掘探方A区在哈民遗址考古仿古式建筑工作站北侧（以下称为A区），此处地势较为低洼，而且被盗掘最为严重，加之黄色沙层表面风蚀，看上去却是“一片狼藉”。考古队率先在此处进行挖掘，经过考古队辛勤努力，A区发掘探方为5米×5米的共16个探方，发掘面积约410平方米。

在A区的发掘当中，共清理出房址4座，由于这4座房址的出现，为下一步继续扩大发掘奠定了基础。这4座房址大约呈东西两排，前排为两处房址，后排为两处房址，其房址呈长短不一的不等边圆角4边型，门道均朝东南方向，而且门道一般呈不规则长方形。另外，在房址内亦可清晰的发现有土灶的痕迹，个别土灶亦有烧灼痕迹，其颜色略呈褐色。从土灶所居的位置来看，基本位于房舍的中南部位置，距离门道较近，由此亦可发现当时一些古人的生活习性。除了以上发现之外，在A区中发现较多的应该属于灰坑了，共发现灰坑有11处之多。这11处灰坑非常凌乱不规则的散布在4处房址周围，从形状上来看，灰坑呈不规则深浅不一的圆形或椭圆形状，灰坑内土质一般呈灰色或褐色，由此亦知，当时古人在处理灰烬时的习惯。除此以外，在A区还发现了1座墓葬，这座墓葬位于4座房址的中间靠西一侧，由此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何墓葬距离房址较近，这让人不得其解。

第二处探方B区位于哈民遗址考古仿古式建筑工作站东侧（以下称为B区），即在A区东南侧。B区与A区相同，仍为黄色沙土层，其地势呈西高东低的态势。B区共发掘5米×5米探方35个，探方面积约910平方米。考古队员在B区中共清理房址10座，这10座房址其排列不整齐，呈较为零乱的状态，而且房址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有3点却是基本相同的，即一是房址均曾不等边圆角的4边型，二是门道均朝东南方向，三是灶所居的位置一般居中且靠近门道。

在A区及B区中所发掘出的14座房址的形制结构中发现，这些房址均为木质顶梁架结构形制，这在中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有着非常高的考古学价值。

哈民麻点纹陶器

哈民文化特征

经过对出土文物进行碳14测年法测定，哈民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仅从发掘出的新石器时期形制构造独特的房址以及麻点纹陶器等出土文物来看，哈民遗址是一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哈民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哈民文化，这一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西辽河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哈民文化是西辽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民文化具有以下几项主要特征：

其一、时间久远性特征：哈民遗址历史久远，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期中晚期；其二、哈民类型性特征：在中外考古界，考古文化与地域文化有较大关联，哈民遗址位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辐射区，红山文化历史悠久中外闻名，从出土的大量麻点纹陶器来看，这是有别于红山文化的，哈民文化具有独具特色的哈民类型红山文化特征；其三、史前聚落性特征：从出土的房址亦可发现，在哈民遗址内生活的古代居民，已经形成了以氏族或部落为主体的聚落，实行群居聚落生活，其所生活的房屋构架多为半地穴式，有门道和灶坑，门道均朝东南方向，房屋面积一般在10——40平方米，而且个别房址排列较为整齐，略显“古时规划建设”痕迹；其四、防御功能性特征：在哈民遗址西南部、南部及东部区域，发掘清理出具有防御性功能的两道环壕，这进一步显示在哈民居民实行聚落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了初步防御大型猛禽攻击或防范外族侵袭的防御意识；其五、稀缺性特征：首次在北纬43度线以北地区发现史前大型完整聚落遗址，极具稀缺性；其六、复合性特征：从植物考古学家付萍、孙永刚教授在哈民遗址内清理出土的农作物粟20粒、黍615粒、大麻3粒种子亦可得知，古代哈民居民已经掌握了一些农作物种植技术。另外，从哈民遗址内出土的鹿、狍子、牛、马、猪、兔、獐等啮齿类动物骨骼，以及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石杵、镶嵌石刃等复合工具亦可得知，早在5000多年前，西辽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融合的复合性文化。

金巴拉